往年，从第一家“杀年猪”开始，我成长的小村庄里年味渐浓。不过今年的状况有些例外，去年10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猪疫突袭这个偏远村庄，村里至少八成生猪“死于非命”。据村里人讲，这场疫情是从附近的养猪场传来的。
在了解事情的经过中，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回想一下，村里上一次和这家养猪场有交集，还要追溯到2020年猪场兴建的时候了。当时，许多村民包括我父母，农闲时都到那里打过零工。村民们觉得农闲时有这么一个地方打工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
然而事实是，猪场建成后，村民几乎没有再跟这个猪场打过交道。
从生猪流通上看，村里一般从镇上的猪贩子手上购买猪苗，从未在猪场买过猪；从粮食流通上看，村里每年所产的粮食，尤其是玉米这一重要的猪饲料从未被猪场收购过，粮食还是走以前的既有销售渠道；从人力资源流通看，猪场给村民带来的新增就业几乎没有。据了解，主要是猪场防疫措施严格，更倾向于长期工，不愿意用候鸟式的农民工。
于是有了这样一个现象，村民养猪，但想从它身上增收致富却很遥远。专业化的养猪场就在村子附近，但两者的经济利益链几乎没有交集。
此前，我并未认真思考过村里养殖业难以扩大的原因，但这次猪疫让我明白，养猪这种专业化的工作不是普通村里人耗得起的。村里损失生猪的人告诉我，从发现猪染病到死亡仅有几天的时间，村里每家的猪圈相隔这么远，但村里的猪几乎全部中招也就1个月的事，普通老百姓谁能处理这棘手的问题。
新春拜年，我又从部分村民口中了解到，村里也有人曾在外承包过猪场，但2021后便几乎全部撤回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承担不起饲料成本及时间成本。彼时正值猪价大起大落，当猪价处于低位时，一头猪的价格可能都不及饲料成本多。而且规模化养猪需要彻底从农活中脱产，因为养猪防疫一刻也不能大意。相比之下，农村自养猪仅有一到两头，可以使用粮食副产品如米糠、玉米面喂养，且这个过程不耽误农活。可见，规模化养猪与自养生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话题。
我想，村里其它被圈养的动物何尝不是受到饲料和时间成本的限制。我所在的山村有许多村民养羊，还有小部分村民养牛，但均不成规模，养羊多的也就100只左右，养牛多在十几只。在这个规模下，村民可以实现不脱产养殖，即一个养殖户平时的主业仍是种粮食，行有余力再行养殖。农地仍是村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将农地放弃转而去做规模化养殖无疑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家乡的养殖业不过是传统农业的延长线，它必须在不带来额外资金压力的前提下进行。
■新快报记者 刘艳爽
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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