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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里，旭辉完成了配股、“中债增”担保中票发行，还按时支付了境外债的利息。
但这些，都没有打动标普、穆迪、惠誉这三大国际评级机构。
它们在9月以来，一共给旭辉做出了7次评级下调。
连续的下调，催化了旭辉的“违约”。
在11月1日官宣“暂停支付境外债”的公告里，它就提到了“躺平”的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九月以来，市场进一步恶化，销售疲弱，行业融资愈趋困难，集团现金流恶化程度超出预期；
二是部分融资因评级下调触发提前兑付条款，境外兑付压力在短期内剧增。
2017-2020年，是内房企的美元债发行高峰，能事关企业美元债发行及成本的境外信用评级，也因此备受追捧。
但自2021年下半年后，内房企几乎停止了境外债的发行，国际评级的积极作用，甚少再能派上用场。
负面作用却在放大凸显——因为对国内房地产行业销售与融资不看好，它们将内房企的评级无差别下调，由此导致部分债务需要提前兑付，企业短债激增。
评级机构的看空预言，就这样在评级力量的牵引下，一家家“不幸言中”。
当评级成了债务推进器，已经有至少约70家房企，选择及时止损，撤销评级合作。
近一年来，国际评级机构对内房企的评级调整，常常是“一棍子打死”。
2021年10月18日、19日两天里，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一口气下调了19家内房企的主体或相关债券信用评级、评级展望等。
随后另一家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更是在10月21日时，将29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纳入标准观察范围。
这里面涉及的企业，甚至包括被视为“民营房企最后一道防线”的龙湖，以及金茂、远洋、首创、首开等央国企。
两家机构给出的调整理由，主要都是：融资条件紧张，国内房地产市场放缓，从而影响了房企的业务和财务状况，包括削弱公司的运营现金流，削弱流动性。
也就是说：因为“不看好国内房地产销售和融资环境”，评级机构们把内房企集体贴上了“不值得投资”标签。
这一状态，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在9月27日至10月26日之间，穆迪对内房企有7次负面评级行动，都是基于上述原因。
哪怕是示范房企，都没逃过。
10月13日时，旭辉控股发了份公告，一方面是声明自己已经支付了当期债务的离岸利息和分期款项，另一方面也解释道，因为时值国内假期，汇款有所滞后。
这一举措，引发了惠誉和穆迪的“看空”。认为中期内旭辉无法再融资，只能倚赖可用现金和内部现金流偿付到期债务，流动性风险上升。
内房企们仿佛陷入了一个bug，用自有资金还钱是流动性风险上升，不还钱是违约。
只要融资、销售环境不变，不论个体怎么做，都要被下调评级。
不满的房企，也曾做出过回击。
比如在6 月时，海伦堡曾提前入账，偿还了一笔合计8.63 亿元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不料“按期还债”后，却遭到了穆迪的下调——认为这次还债后，海伦堡的流动性缓冲将减弱。
“守规矩”的海伦堡于是公开回怼，表示穆迪在没有充分了解公司的情况下，就做出片面的结论下调公司评级，公司对此深感不解与失望，并声明“穆迪的观点和评级行动不能反映公司当前以及未来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但市场，并没有听信房企的回击。
这也是评级的最可怕之处：信用评级市场上的话语权直接影响到金融博弈中的力量。
即，【评级能改变企业原本“稳健”的经营轨迹】。
旭辉CFO杨欣在7月时曾表示，评级调整不会触及任何违约事件，也不会带来融资成本的跳升。
当时，旭辉年内已无刚性到期债券，最近一笔美元债在2023年1月到期。
大家都以为，至少今年内旭辉是不用把评级下调当回事的。
但在11月1日发布的“躺平”公告里，旭辉的表态已经变成：部分融资因评级下调触发提前兑付条款，境外兑付压力在短期内剧增。
包括今年里，旭辉历经了多次“股债双杀”，在11月2日时，年内股价已跌幅近90%。
还有上述提到的海伦堡，在10月19日时，也终于坚持不住，寻求利息展期。
这些结果都在昭示，评级对左右债权人和投资人们的决策，有多大的作用力。
中指研究院企业事业部研究负责人刘水就认为，评级下调会诱发多环节的负面影响：
这就形成了一副多米诺骨牌：评级的力量，打乱了企业偿债计划，甚至导致管理层股权质押的平仓，加速了企业的消亡。让最初不够精准的预言，都成真了。
当评级不能雪中送炭，只能雪上加霜，房企的合作诉求，就从“正面宣传”变成了“撤销”。
据中房报的统计，去年下半年至今，已经至少有约70家开发商，撤销了在标普、惠誉和穆迪的评级。
（制表：地产壹线）
仅10月以来，就有恒大、融创、新城控股、旭辉、佳兆业等多家房企，主动选择停止参与评级。
毕竟，再不撤销，信心就要更被毁灭了。
